其实不是。
“追随”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和沉重的托付。追随也是一连串持续的、演进的、往往还是随时间而递减的动作。以威信起，以失信止。而究竟领导者是“以威立信”，还是“以信立威”，其团队将通向完全不同的两种道路。
一旦追随关系产生，就意味着，领导者从此对追随者负有极大的责任，至少要做到在这段关系的存续期间充分 “领而导之”。引领，对未来作出清晰的趋势判断，继而对追随者起到指引方向的作用；导正，对于过程中的路线和行为时时加以规范和矫正，防止追随者走弯路落大坑。
几 年前，我们的团队曾经共同经历过一次非常惊险的挑战。当时公司组织了一次徒步野长城的穿越活动，行进到夜间时，野外的高山上伸手不见五指，脚下是千米深 渊，只能凭借前方的队员手贴在废弃的城墙上感知路线、摸索前进。每个队员都非常紧张，因此不断会从队伍前方传来口令：贴着右边走！十一点钟方向！等等。但 是，等天亮了，后方的队员却满腹抱怨，为什么？因为虽然大家目标高度一致，都是为了早点到达宿营地，但是由于所处的位置和行进速度不同，前方建议向右边靠 的时候，后方队员其实还远远没有达到那个位置，如果真的听从口令，那么，一定会跌落悬崖！
随 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感受到，这一次的经历很像是一个领导力的寓言。领导者，往往就是一个团队的“前方队员”，如果不能通览全局，仅凭自身的感知，无法 起到准确“引领”的作用；而如果不能清醒的了解和体谅每个追随者所处的阶段，仅凭个人的经验，也绝对无法起到“导正”的作用。这个寓言的现实意义在于，大 部分遭遇领导力瓶颈的团队都和我们这支业余攀山队一样，大家在内心是有某种共同方向的，也并没有有意的规则破坏者或弃权者，但是，由于“引领”和“导正” 的能力不足，所以，大家最后突然发现，无论你如何追问，我也不能跟你走。因为，你并没有为“我”来准备一条安全路线。这就是领导者最大的失败。
领 导与追随其实一种相对关系。并不是只有老板才是领导者，在一个大团队中，很多人都会有不同层面上的领导者身份。一位领导者，在更高层面上也有可能是一位追 随者。因此领导力修炼就成为必修课。而多年来对失败与成功的领导者进行对比观察，我发现，无论组织的地域、产业、规模、性质，无论领导者的个性、背景、学 识、年龄，大致上组织内的追随者之间存在一种“潜规则”，我把它称之为“三不跟”：
第 一，无信不跟：世事无常，再精确的规划和计划也会有失误或者落空的时候。每当此时，就是对领导者的一次“大考”：承诺要打折吗？所谓“信”，是世界上最脆 弱的东西，一旦领导者失信，追随者必然的反应就是“不信”，不是这次不信，而是一次失信，永远不信。因此，曾国藩当年有张条屏，写了句大白话，走到哪挂到 哪，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无论如何要守信：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第 二，无利不跟：我知道，很多人爱在领导者面前说自己不为名不为利。这话说可以真说，但听不能真信。每个人加入到一个组织、从事一份职业，一定有其特有的利 益诉求。大到一个政党、小到一个团伙，其带头人都知道组织生存的基础是必须要“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所谓使命，就是为什么存在，为创造什么而存在？说到 根子上，也就是为谁、创造什么利益。有利益才有支持。无利益就不相关。利益有很多种，有金钱、有地位、有权利、有名声、有能力等等，但归根结底领导者切不 可忘记，无利不跟的原则就意味着必须每天问自己：今天，我给别人创造了什么利益？
第 三，无情不跟：完全靠利益维系的关系是有风险的，因此需要软性的“情”来加以进一步黏合。对于这一原则领导者们见仁见智。亲情牌比较常见：大家庭、兄弟情 等等。但必须提醒一句：情的基础是尊重。曾经听到一家老牌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级经理人们讨论一个话题：做职业经理还是做家奴？我相信，每年都要设家宴招待团 队的那位老板如果听到这个话题，一定会气的吐血。但是，情同父子又如何？在企业上下级关系中，常见冷言冷语、讽刺挖苦、指桑骂槐、当众痛骂等等行为，企业 不是奴隶制组织，没有高度的尊重作为基础，所谓团队建设、所谓亲情文化，都会沦落为作秀。
无信，无利，无情，因此无追随。“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三不跟”，是一种潜规则，无好无坏，是时时刻刻悬在领导者头上的那把剑。
从2011年开始，每个月会在搜狐发起的“读本好书”活动中做书评人，因此也在卷首为大家推荐当月好书：
《每 个人的政治》（作者：赵汀阳）：究其一生，人们都在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与二分法作战。对“对抗性思维”的对抗，是一桩有意思也有意义的事儿。在这一过程 中，人们往往会走上两条看似截然不同但是屡有交叉的道路：一条是宗教，一条是哲学。前者需要坚定不移的“信”，后者则必须坚定不移的“不信”。信，就有遵 从、有托付；不信，则有追问、有叛逆。《每个人的政治》，是一位哲学家基于“不信”的立场，对“信”的金规则和元问题的探讨。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 “人所不欲勿施于人”，将思考主场进行从“我”到“他”的转换，将思维逻辑进行从“对抗”向“调和”的转换，是一种很新鲜的尝试和探索。
《李 炜光说财税》（作者：李炜光）：“我们暗夜横渡，义无反顾”。这是本书的最后十个字。如果仅凭这十个字的调子去“摸骨”，那么这似乎更应该是本诗集或者散 文集。可能大部分人与我一样，在看到本书的书名时，会因为其庞大课题仿佛与自己没有关联感而懒于阅读，可是，一旦翻开第一页，就会难以释卷，因为发现财税 问题不仅仅与我们每个人有关系，更是命运交关的大关系！因此，《李炜光说财税》这本书更像是作者从财税史和财税政策出发，对民主制度、对政治改革进行的一 次“摸骨”，试图用财税问题这样一个开关，来点亮制度改革的大厦。特别是在书的第二部分《惊心动魄的财税史》中，作者用大量的历史素材反复的证明和推演了 财税民主和公共财政对国家兴亡所起到的催化剂作用。作者呼吁，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只应该是一个服务于全体纳税人的载体，或者说，筹集财政收入 的目的，不是为了供养和侍奉权利，不能用来追求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了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市场，服务于公众。因此，作者引用了这样一个悲情的比喻：“村上春 树曾把体制比作一堵墙，这堵墙太高，太强——也太冷，与其计较无异于鸡蛋撞墙，但我仍愿跟大家一起并肩奋斗，在这座坚硬的高强和撞向它的众“鸡蛋”之间， 选择站在鸡蛋这一边，做一件值得花费毕生精力做好的事情”。满怀悲悯，着眼当下。在阅读中，能感受到作者的诚意和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