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却用了猛药，把朝廷，更把自己逼上绝路。
在苏东坡著名的《晁错论》里，谈到了反和乱是一个国家最难对付的难题：“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
难以预测，危机潜伏。如果静观其变，却又害怕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为时已晚，局面无可收拾。如果强行解决，却又“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不能得信于民。这种两难的事情，“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是那种急于求成的人所不能胜任的。晁错，错在忠而不明，错在勇而不明。
从晁错的悲剧，我们再来看变革的问题。
变革要动别人的奶酪，审时又要度势
无论是个体或者群体，其生存的基础都在于“平衡”，不平衡则会有乱。所以当组织在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想办法使其趋于平衡。对于一个组织而言，趋于平衡的变革，不可避免要重新进行利益分配。所以，一定会削弱某些个体的力量，就像我们前面情节中反映的那样，藩王尾大不掉，威胁朝廷，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是削弱藩王的力量。在现代企业，变革你可能会动了员工的奶酪，同样你可能会动了某一位或者一部分高管的奶酪。
但是，在现代的社会制度之下，每个人都会努力去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必然，这会形成一股阻碍变革的力量。晁错下削藩之令，从权力、势力范围限制各藩，必然会招来不满，当这种不满汇集成为一股强大的反抗力量，于是，吴、楚军事头造反了，还打着“清君侧的口号”。
七王叛乱，晁错的急功近利是直接原因。其实早在汉文帝时代，晁错就曾向文帝上书削藩，完了还说“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对于晁错的急于削藩，文帝却做了巧妙回答：“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也就是说，作为建议，没有什么狂妄不狂妄的；作为决策，却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文帝的理念值得现代企业家借鉴。
变革要拆别人的房舍，有法还要有度
变革，是要打破原来的局限，建立新的秩序。这如同拆掉别人的房屋重新建立新的。如此，在原来结构下的“居民”当然不能容忍你的“胡来”。张欧怎么参晁错：“御史大夫晁错，辜负天子信任，把持朝政，乱国体以谋私利，肆意更乱祖制，擅自削藩之令，引起诸王祸乱，搅扰海内不安，实为罪魁祸首，致使宗庙倾覆。”说晁错乱改前朝制度，才导致了七王之乱，是使国家患难的罪魁祸首。对于晁错，对于改革者，这种组织和制度会给他军事来多少压力？
我们再看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在政治方面他大刀阔斧。彻底军事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结果弄得那些利益的既得者对其恨之入骨，秦惠王即位后，商鞅立马就被人报复。最后以谋逆罪被捉拿之并惨遭车裂。所以，变革，要在组织的承受能力之内，和组织能够匹配。要有适当的力度把握，也要有可行的步骤和流程。
变革要改别人的习惯，攻心重于攻城
在晁错的那个组织里，势力庞大的诸王各自称霸一方，有的已经习惯于接近甚至超过皇帝的生活水准和行为习惯，变革则将改变其已经习惯了的一切。
所以，对于晁错的削藩之令极为不满，恨之入骨。
对于突如其来的变革，会有许多来自于文化、习惯等各方面的隐性阻力。如果说原来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个人和个人、个人与原组织之间已经形成了某种默契，那么，我们所实施的变革，就意味着改变别人已经形成的关系和行为方式，改变别人已经成熟的默契，因这种改变产生的不满情绪而带来的无形阻力，原因是复杂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治疗病入膏肓的患者，需要更高的医术一样。在变革中的领导者，需要洞悉人性人心，思想变革先于组织变革。景帝是个善于反思的人，正是吸取了七王之乱的惨痛教训，在后来的一系列变革中如财政、军事、外交、吏制方面的改革，才做到了张弛有道，兴军事得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