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篇”所记述的，是印刷术从开始推广应用，到西方近代印刷术传入前的印刷史“古代时期”，起于公元七世纪的唐初，迄于十九世纪的清末，时约一千二百多年。这一千二百多年是中华民族创造印刷辉煌的年代，因此也是中国对全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封建王朝的长期统治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既推动、促成了印刷术及其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加速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对世界文明与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又因其重文轻工和历代焚书、禁书、文字狱等种种弊端，限制和阻碍了印刷术向机械化方向地进一步发展，致使西方后来居上。这是今日印刷同仁需要认真反思和总结的。
第一节 社会文化龟的促进和制约
一、社会文化持续发展的推动
古代的中国，自汉末三国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动荡之后，到公元589年隋文帝灭陈，实现了南北统一的隋朝；至公元618年，开始了以唐朝为始，直至清末，长达一千多年的社会文化持续发展的历史时期。其间虽经唐、五代、宋(包括与宋同时期的辽金西夏和蒙古)、元、明、清数朝，但从总体上看，中国这段时间主要处在国家统一的局面之下。历史经验证明，国家统一，文化事业才能发展，科学技术才能进步。印刷术在社会文化持续发展的推动下，得到了持续而稳定的发展与繁荣。归纳起来，推动印刷术及印刷事业持续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科举制度的确立和龟事业的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是最强盛的朝代之一。知人善任、勇于纳谏的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使中国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治武功，盛况空前。尤其是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的实施，大大促进了文化龟事业的发展。使中国处在国泰民安、四夷诚服、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宗教盛行、科技进步，历史上少有的良好龟中。印刷术也因此进入了它的初期推广应用期。
五代虽短，但梁、唐、晋、汉、周五朝，继唐遗制，对文化事业非但未作重大破坏，相反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长达二十二年之久的大规模刻印工程──冯道刻《九经》。客观上这与从事这一事业的四朝元老冯道冯道，五代景威(今沧州相国庄)人，距余故里二十余里，前托人访，言此庄已无冯姓人，亦无冯道寸◆遗留。或因冯道历事四朝十君为后人鄙视，其后裔迁离此地之故吧? 然冯道刻《九经》，为中国监本之始，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刻印工程却功不可没。不无关系。朝代更替，《九经》刻印未曾易人，使这一工程得以完成，为宋代雕版印刷黄金时代的到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宋朝重文轻武，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它不仅继承唐朝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而且不论出身门第，大大激发了中下层人民子弟发奋读书、以求出人头地的愿望，从而促进了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加之皇帝及各级臣僚的重视，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太学、律学、宗学、武学、道学、算学、州学、郡学、军学、县学，以及民间富户办的私学，比比皆是。这无疑会大大增加对书籍的需求，印刷业也随之得以迅速发展和繁荣。几个统计数字雄辩地证明了科举制度与教育事业以至出版印刷业之间的紧密相关、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宋代，凡通过科举考试考中进士最多的地区，必是当地教育事业比较发达和出版印刷业比较兴旺的地区。据统计，宋代的两浙(今浙江)、福建、成都(今四川)、江南西(今江西)、江南东(今江苏)等五个地区共考中进士二万四千一百七十二名，占全国考中进士总数二万八千九百二十六名的百分之八十四；而同一时期这五个地区印书一千一百六十八种，占全国印书总数一千三百零三种的百分之九十。参见钱存训着《纸和印刷》第339页，科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这样的数字和现实，势必会对尔后数代产生积极的影响，成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印刷业得以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元、明、清三代──尽管元、清二朝为北方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政权──均沿用唐宋科举取士制度，教育事业仍在维持或发展，服务于教育事业的官私机构的建立和对教材课本以及相关读物的广泛需求，促使出版印刷事业持续发展。自唐至清长达一千多年科举制度的实行和完善以及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推动印刷术及印刷事业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2.以佛教为主的宗教事业的发展和普及
自唐迄清，几乎历朝政府都崇信佛教，且在宗教信仰方面兼收并蓄，使得以佛教为主的宗教事业得以持续发展和普及。现存唐代早期印刷品，大都出自佛教徒之手，历史上大规模印刷工程，譬如宋代的《开宝藏》、《福州东禅寺大藏》、《毗卢藏》、《思溪藏》、《碛砂藏》以及道教刻印的《万寿道藏》，辽代的《辽藏》，金代的《赵城藏》，元代的《普宁藏》、《蒙文大藏》、《西夏文大藏》、《藏文大藏》，明代的《南藏》、《北藏》、《武林方册大藏》、《嘉兴藏》、《番藏》和道教的《正统道藏》，清代的《龙藏》、《满文大藏》、《藏文大藏》等为数众多而又卷帙浩繁的宗教经典，以及不胜枚举的其它宗教书籍的刻印，千余年间，从未间断。无疑，它会给印刷术及印刷事业的发展以巨大的推动。
3.以儒学治国的长期实施
中国古代长期处在封建王朝统治之下，而历代封建王朝无不以儒学为治国之本。尤其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由孔子创始的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主流。历史上，朝代虽不断更迭，但以儒学治国之道始终未变，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长达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儒家为适应各个历史时期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还不断地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为历代统治者所欢迎、采用。使得儒家学说统治中国学术思想二千余年。儒家学说既为封建王朝所利用，而成为统治学术思想、进而变成治国安民的最高教条，自需儒学经书和各种相关着作的长期、大量印制。元、明、清三代，更于府、厅、州、县设立学校，供生员读书。《五经》、《四书》等儒学经书成为学校必读之教材。再者，儒学在历朝从未间断地尊崇，势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印刷事业发展的推动力。正是儒学的兴盛，使得各地本已林立的学校和书院平添了无限的动力。它为科举考试培养人才，而科举考试又以儒家思想和着作为基础。彼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科举取士、学校教学、儒家着作，又都仰赖于印刷。凡此种种，大大提高了出版印刷业在历朝统治者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
4.历代统治者对出版印刷业的重视
印刷术在唐朝开始推广应用，得力于佛教徒大量复制佛教经咒的需要；印刷术的进一步发展，则除佛教经典的复制之外，又得力于儒家经典的刻印，以及科举制度的施行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上述这些，又都仰赖于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由五代时期四朝元老冯道在各帝王支持下，首开大规模儒家经典《九经》之刻印，为历代政府刻书之先导；而毋昭裔的业绩又以儒家宣传刻印书籍功德之典型，成为后世家刻之先驱。冯道、毋昭裔当时都是政府要员，又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和鼓励。到了宋朝，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不久，即委派高品、张从信到益州开雕多达五千余卷的《开宝藏》。宋太祖之后，宋太宗又敕令李??等开馆纂修了《太平编类》、《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三部大书，而且宋太宗于《太平编类》写成之后，每日亲自于修文殿御览三卷，一年读完，故更名为《太平御览》。随后，宋真宗又命王钦若、杨亿等纂修了一部一千卷的《册府元龟》，并亲笔作序。仅此数例，已见帝王重视出版印刷之一斑。上行下效，皇帝的身体力行，必然导致王公大臣以至平民百姓的效仿和宋读书、刻书良好风气的形成。印刷事业也随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此后，元、明、清各朝，也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宋代这种风气，对以出版印刷书籍为中心的文化事业颇为重视。这种来自统治者的重视，成为中国印刷业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历代焚书、禁书和文字狱的桎梏
焚书、禁书和文字狱，是中国古代历代封建王朝用来控制人民思想、维护独裁统治的惯用伎俩。早在两千余年前的先秦时期已开其端，其后各朝时有发生。
1.焚书
提到焚书，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其实，焚书事件，秦始皇既非最早，更非独有。作为禁锢人民思想、维护独裁统治的措施，历代封建王朝多有发生。
举例参见李兴才《古代焚书与印刷物证》，载1997年《中华印刷科技年报》。如下：
先秦时期商鞅为秦变法，曾"教秦孝公……燔诗书，明法令"。韩非子亦云："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秦朝丞相李斯向秦始皇建议："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秦末项羽火烧咸阳宫，大批典籍毁于一炬。
汉代王莽之乱，汉都沦为火海，焚书三万余卷；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在都城洛阳焚毁书籍无数。
晋代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前赵刘曜、
